中国古代清朝康熙年间的秦腔与花雅之争

清康熙中叶以前，昆山腔在戏曲舞台上占主导地位。康熙27年(1688)和38年(1699)年，名剧《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问世。它们的演出展现了昆曲如日中天的盛景，同时也似乎预示着昆曲日盈则昃的开始。乾隆55年(1790)四大徽班进京和近代京剧的诞生，则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戏曲的发端。而在这之间，即从康熙中叶到乾隆末年的约九十年，乃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中国戏曲史从古代发展到近代的过渡阶段。戏曲史研究者一般用“花雅之争”来描述这一阶段戏曲舞台的总体格局。

“花部”、”雅部”的概念出现于乾隆后期。吴长元《燕兰小谱》例言云：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昆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又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云：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

吴、李两家均以昆曲为”雅部”，而以弋阳腔、属于弋阳腔系统的京腔以及其他多种地方戏共隶”花部”。
但笼统简单地使用”花雅之争”的概念，实不足以充分描述这一阶段戏曲舞台纷繁复杂的状况。首先，将弋阳腔及属于弋阳腔系统的京腔归于”花部”，就还值得斟酌。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云，弋阳腔”起源比诸昆曲属于更古之南戏系统，所用曲本，亦与昆曲同，故以之列于花部，殊非妥当，宜与梆子腔、秦腔一类土戏有所区别也。”这是从弋阳腔的起源之早及它与昆曲的关系着眼，来论述把它归于花部之不当。另从它流行的场所来看，自康熙年间起，弋阳腔及属于弋阳腔系统的京腔已为社会上层所认可和接受，如当时清宫内廷演戏即昆、弋并奏。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云：”凡生旦排场，注重唱做的场子，则用昆山腔；其排场热闹如战争扑斗或多人上场等剧情，则用弋阳腔。”弋阳腔(京腔)当时既已挤进皇家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已趋典丽化，与秦腔等其它地方戏相比已有较大差别。就上述几方面来考虑，把当时的弋阳腔及属于弋阳腔系统的京腔归入”雅部”也未尚不可。当然，就其演出艺术风格，特别是其节奏之快、场面之喧闹繁杂而言，与昆曲比，弋阳腔及属于弋阳腔系统的京腔被归入”花部”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更准确地说，当时的弋阳腔及属于弋阳腔系统的京腔可称为“花”中之”雅”，或曰”雅”中之”花”。当时的花雅之争，实际上呈现出错综交织的局面。其次，简单地提”花雅之争”，也不足以充分展示这九十年间戏曲舞台此消彼长的曲折过程。

花雅之争并不是匀速发展的，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 1、康熙中叶以后的昆、弋(京)并峙；
  • 2、乾隆中叶的京、秦之争；
  • 3、乾隆末年徽班进京，花部取得最终胜利。

关于前后两个阶段，即明朝后期到清代前期昆曲与弋阳腔相争相持的现象和乾隆末年徽班进京导致近代京剧诞生的经过，戏曲史研究者已作过比较充分的探讨，唯对其间曾发生的京、秦之争重视不够。实际上，在当时”花雅之争”的大背景下，还曾出现过京腔与秦腔之争。乾隆中叶时，北京的戏曲舞台上虽然还大体维持着昆曲与弋阳腔(京腔)并峙的局面，但无论是在上层还是在下层舞台，昆曲的势头都已不能与弋阳腔(京腔)相比。弋阳腔(京腔)已成为最流行的剧种，”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就在这个时候，以魏长生为代表的秦腔艺人进入北京，对弋阳腔(京腔)发起剧烈冲击，并一度压倒了弋阳腔(京腔)。如果把当时的弋阳腔(京腔)仍视为”花部”，则这场京、秦之争可称作”花雅之争”大背景下的”花花之争”；如把当时的弋阳腔(京腔)归于”雅部”，则这场京、秦之争可视为”花雅之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新的表现形态。换言之，这时的”花雅之争”已不仅仅在昆曲与弋阳腔(京腔)等声腔之间展开，昆山腔与弋阳腔(京腔)之间的竞争相形之下已显沉寂，秦腔似乎也没有与昆曲展开太多的正面交锋，秦腔与弋阳腔(京腔)之间已成为”花雅之争”的主战场。虽然秦腔压倒已雅化的弋阳腔(京腔)而占据京师舞台霸主地位的时间较短，但它开创了花雅之争的新局面，结束了戏曲发展固步自封的局面。

弋阳腔(京腔)与秦腔在竞争的同时，又彼此吸收长处，导致”京、秦不分”及伶人花雅兼精等可喜现象的出现。后来徽班进京，其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也不只是昆曲，而毋宁说与其前的秦腔一样，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已雅化的弋阳腔(京腔)。于是徽班借鉴和继承了此次京秦之争的成功经验，发动第三个回合的”花雅之争”，最终使花部取得了彻底胜利。因此，爆发于乾隆中叶的这场京、秦之争，是花雅之争过程中乃至整个中国戏曲史上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