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形成的社会及人文背景

古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面积56.7万平方公里（含今重庆市），东临夔门天险，西靠康藏高原，北依秦岭山脉，南接云贵高原，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山川秀美，物产丰富，出产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盐、糖、猪肉、木材、天然气等，尤其是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两千多年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是中国物产最丰饶的内陆盆地省份，自古号称“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孕育了四川多姿多彩的自然及人文景观。

殷商时代，巴歌渝舞已闻名中原，今可见诸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汉唐以来，成都平原百戏盛行，歌舞升平；巴蜀戏剧演出十分丰富，时有“蜀戏冠天下”之说。杂剧、傀儡戏、皮影戏在民间早有流传。两宋时期，“神头鬼面”的川杂剧在勾栏瓦舍中昼夜登台，蔚然成俗。至明代，出现了演川戏的戏班。嘉靖年间，一个叫“靳广儿班”的川戏班流动到金陵（今南京）一带演出，演员阵容整齐，演出剧目丰富。有江苏邳州人士陈铎，观看了这个来自四川戏班的演出，感觉颇为新奇，或者是风格迥异于他曾经见过的其他戏班，便作散曲《朝天子·川戏》以及套曲《嘲川戏》（见明环翠堂《精订陈大声秋碧轩稿》）予以记趣：“靳广儿一班、韩五儿一起，二十以上三十岁，桩桩角色都标志”；“士大夫见了羞，村浊人见了喜；专供市井歪衣饭，罕见官员大酒席。……”他对这个“川戏”班子非常鄙视，百般嘲讽，称其为“不南不北的乔杂剧”。但在数百年后，正是他茶余饭后的嘲笑之作，成为明代已有川戏的重要证据。当然，这个明代的“川戏”不能与今日之川剧画等号，但它已呈现出不同于南北之杂剧的艺术特性，是“川戏”，或者叫“川杂剧”。

乐舞百戏

汉代陶房乐舞

明清易代之际，偏安一隅的四川不再是世外桃源。先是张献忠攻入四川，后是清军的占领，复有吴三桂从云南的进入，各方势力数十年拉锯战的结果，便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瘟疫肆虐、人口锐减。有记载说“苟全性命者十之一”，“占籍者几十之九，土族仅十之一、二”。清朝稳定后，实行移民填川、恢复生产的多项优抚政策，这便是历史上号称“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两湖、两广、陕西、福建等省民众在朝廷的诏令之下，举家迁徙，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行船走水，进入四川“插占垦荒”，繁衍生息。所谓“插占”，就是入川的移民，任由你择地居住，以竹枝、树枝插地为标识，报之官府，便承认其土地所有权。由此，湖广人带来了梯田水稻种植技术，陕西人带来了八百里秦川良种小麦的栽培技术，客家人从岭南引进苕种和制糖技艺，闽省人传来福建种烟和制烟新技术……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品种增多，产量提高，加上朝廷减免税收、藏富于民，使四川经济迅速恢复。

戏曲石刻

与“湖广填四川”同时期发生的，便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所谓“花雅之争”。其时，最为流行的高腔、皮黄、梆子等戏曲声腔已流布大江南北，又随着移民大潮进入四川，各省移民在四川的扎根、繁衍，也为多种声腔的流行发展提供了人文环境。移民入川之初，五方杂处，土、客错居，来自同一原籍的移民聚居一处，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个“土围子”“方言岛”，延续着故乡的风俗民情，以乡音进行语言交流，演唱各自的家乡戏。《汉州志》记述当年的民情风俗：“音乐婚丧用之，寻常喜庆延宾亦不设。至报赛演剧，大约西人用秦腔，南人用昆腔，楚人土著多曳（弋）声曰高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的发展，移民后代的原籍意识逐渐消融，愈来愈本土化，语言也日趋同化。清代一首竹枝词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四川人口的构成状况：“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人文背景之下，大约是在清中叶乾、嘉间，昆曲演变为川昆，弋阳腔演进为高腔，陕梆子演变为弹戏，徽调、汉调变成了川胡琴。所有用四川话演唱的戏曲都统一到川剧名下，以一套锣鼓演奏五种声腔的剧目，统一了剧种风格，形成了一个以高腔为主、五腔并存的大剧种——川剧。

清朝中期手抄剧本